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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叶的四川大地主刘文彩晚年几乎耗尽家产兴办教育、修桥铺路，在当地是著名的“大善人”。但在1957年以后的“大跃进”运动以及文革中，他的形象被中共极左的意识形态宣传逐步“改造”，最终被塑造成“中国三千年恶霸地主”的总典型。 作为民国时期川南地区的巨大财富控制者，刘文彩早年确实曾依靠掠夺而积累了巨额财富，但他晚年将大部分资产投向公益。他出资并主持修建了成都至大邑的公路，推动万成堰水利工程而惠及数十万农民，并几乎耗尽家产创办文彩中学（今安仁中学），这所学校在当时堪称四川最好的民办学府。在当地民众的记忆里，刘文彩收的地租低于1949年后政府征收的公粮。他每遇年节必接济贫困户，而且经常公允地主持和调节民间纠纷，被人们称赞。但这些事实在极左的宣传中被彻底抹去，官方刻意编造的“水牢”、“收租院雕塑”等经过艺术夸张的仇恨教育素材，使刘文彩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地主恶霸”，与宣传中的黄世仁、南霸天、周扒皮并列。 1999年11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笑蜀所著的《刘文彩真相》一书，该书在大量的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澄清了加在刘文彩身上的众多不实之词，还原了刘文彩的真实形象。是一部突破意识形态禁锢，为真实的历史人物“平反”的一部力作。

这部名为《我穿过的河流》的著作，是20世纪维吾尔历史上著名军事指挥官、1940年代东突厥斯坦民族革命参与者，以及在维吾尔民间广为人知的传奇人物——索帕洪·苏吾维罗夫的回忆录。 该书虽然具有重要史料价值，但中国政府始终未允许其完整出版。直到原始手稿完成三十年后，即作者逝世十周年之际，这部回忆录才经过出版社和宣传部门层层审查，最终于2011年由北京的民族出版社以删节版形式面世。 20世纪上半叶维吾尔政治史上发生了两次重大民族革命——1933-1934年喀什建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与1944-1949年伊宁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自中共政权建立以来，这两次革命及其影响在官方史学叙述中始终是政治敏感性极强甚至被禁止讨论的话题。关于这段历史，绝大多数出版物都只能在中国政府宣传机构设定的框架内进行表述。历史见证者们不受政治限制的原始记录、回忆录，以及新疆当地民众关于自己历史经历的叙述，始终未能获得出版机会。 那么，民间历史见证者们究竟如何描述1931年始于哈密并迅速蔓延至整个维吾尔地区的东突厥斯坦民族革命以及由此于1933年在喀什建立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1944年9月伊犁爆发维吾尔和哈萨克人民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民族革命，同年11月12日伊宁建立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参与其中并发挥重要作用的人物又有怎样的叙述？这两次东突厥斯坦民族革命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在1949年后中共接管新疆后遭遇了怎样的命运？ 索帕洪·苏维罗夫的这部著作，正是从见证者视角（而非官方立场）部分回答上述问题的珍贵原始记录。这部回忆录的独特价值在于：作者不仅是历史的直接参与者，还见证了20世纪维吾尔历史上两次东突厥斯坦民族革命。作者自1939年起长期在军队服役，经历了新疆南北诸多战役；1945年初，他开始在伊犁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民族军中担任高级军官职务。书中的真实经历与见闻实录，对于理解1940年代东突厥斯坦民族革命的内幕进程，以及中苏关系在边疆地区的复杂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回忆录从作者的童年经历展开。前半部分详细记述了1931年哈密爆发的民族革命的根源及其曲折复杂的发展过程，其中包括新疆军阀统治者金树仁企图派兵镇压当地民众起义、军阀盛世才在哈密和吐鲁番屠杀当地民众、苏联通过蒙古拉拢和加尼亚孜·哈吉等民族革命领导人、民族革命向南疆扩展并于1933年在喀什建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以及1937年盛世才依靠苏联军事力量血腥镇压民族革命等重大事件。 回忆录中段主要记录了索帕洪于1936年进入黄埔军校乌鲁木齐分校学习、1939年毕业后被分配至喀什骑兵第31团服役、此后长期担任军官并参与多次战斗，以及1945年2月率部起义反抗国民党统治并最终加入伊犁东突厥斯坦民族军的经历。 回忆录后段重点记载了1944年9月伊犁爆发的维吾尔和哈萨克人民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民族革命，以及随后在伊宁建立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详细情况。作者特别记述了自己如何从国民党军队的连长转变为东突厥斯坦民族军的上校级指挥官、1945年7月至10月担任民族军南线指挥官并指挥解放阿克苏战役、后返回伊犁在民族军总司令部担任要职的经历，以及中共侵占新疆后民族军被解散的经过及其本人被迫退役、在1950年代至1980年代期间遭受政治压迫的遭遇。 该书的出版说明指出，原稿共11章的回忆录被删减至近6章内容，数百页原始材料被剔除。书中部分章节段落被调整以适应中国政府关于"三区革命"的官方叙述。尽管这些处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书原稿的完整性与见证者叙述的真实性，但该书作为民族革命见证者与军事指挥官的人生历程记录，对于理解20世纪维吾尔政治史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该书是海外维吾尔社会最早用维吾尔语出版的回忆录之一。该书详细描述了维吾尔知识分子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的悲惨经历，填补了这一领域历史资料的空白。作者苏云古丽·恰尼谢夫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主线，记录了1957年至1982年间，在新疆的维吾尔青年知识分子的动荡经历和悲剧命运。 1957年9月，年仅17岁的苏云古丽被录取进新疆医学院。此时，毛泽东在全中国范围内发起的“双百”运动（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号召对党提意见）刚刚结束，整风运动开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官方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开展“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运动。苏云古丽与其他维吾尔族同学一起被迫参加“鸣放”和整风会议，而他们提出的观点导致他们在“反右运动”中受到严厉的批判和迫害。 1962年，这些学生宿舍秘密集会，成立“东突厥斯坦劳动人民党”，由苏云古丽·恰尼谢夫担任秘书，计划开展秘密政治斗争活动，以摆脱中共统治。仅仅几个月后，由于中共公安机关安插在学生中的密探告密，该组织被揭发。包括苏云古丽在内的数十名维吾尔族学生被逮捕。 在之后的很多年里，苏云古丽经历监狱服刑、在劳改营接受强制劳动，以及在人民公社接受劳动改造，精神和肉体上都受到严重摧残。 1976年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开始为大批的“右派”平反，同时中共的民族政策也开始“软化”，但是像苏云古丽这样被贴上政治犯标签的维吾尔族学生，案件始终未得到平反。1980年代初，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氛围下，苏云古丽也未能获得任何形式的“平反”。她最终带着全家离开故土，移民澳大利亚。 这部回忆录是苏云古丽·恰尼谢夫在流亡期间，根据她的日记、狱中笔记，以及回忆整理记录而成。全书近700页，不仅仅是作者个人经历的简单叙述，更是记录了从195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一代维吾尔族大学生动荡的生活，以及知识分子，尤其是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在中共政权下的悲惨命运。 该书于2006年首次由伊斯坦布尔的塔克拉玛干维吾尔出版社出版，并在海外维吾尔读者中产生重大影响，成为畅销书。2015年以更大印数再版。2018年英译缩写本在英国出版。民间档案馆提供该书维语版的PDF，<a href="https://www.foyles.co.uk/book/the-land-drenched-in-tears/s-y-ng-l-chanisheff/9781910886380">英文缩写版《The Land Drenched in Tears》可于此处购买</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