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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关于大饥荒的开创性文章中，作者金辉全面呈现了安徽省凤阳县在三年大饥荒中的历史细节。在文章中，金辉引用了大量一手档案馆材料（主要包括凤阳县党政机关的文件）。这些史料中的一部分正式出版于《乡村三十年 ──凤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录（1949—1983）》。 金辉此文的重要性在于它否定了大饥荒的官方解释。中共官方历史叙述称大饥荒为三年困难时期（或三年自然灾害），并将之归咎于自然因素或中苏分裂后苏联顾问的撤离。金辉撰文论证事实并非如此，他以凤阳的农业中心地带作为个案，用一手史料证明饥荒源于中央政府的政策失误，并明确归责于毛泽东。 随后，杨继盛的《墓碑》和冯客的《毛泽东的大饥荒》等其他关于大饥荒的经典著作也证实了金教授的分析。这篇文章的特殊意义还在于其发表时间，它发表于 20 世纪90年代初。此外，文章由一位重点大学广受认可的中国大陆学者发表，这让它的结论更有分量，同时也让中共拥护者很难宣称这是外国人试图抹黑中国所为。凤阳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的农业中心，作为案例，也让金辉的研究更有说服力。

本文作者陈峰，出生于1962年。家乡是安徽省肥东县白农公社的三家大队黄四冲。据他的记录，在大饥荒的1959年冬至1960年春，他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亲人和亲戚，大家族里不完全统计，饿死57人。

《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一封信》是林昭最重要的文章之一。 她选择在1965年7月14日起笔书写，因为这是法国大革命中巴士底狱被攻占的一天。林昭用五个月完成了这封长达 137 页的信。文章用墨水写成，林昭用自己的鲜血在上面盖了一个 "昭 "字印章。信写完的同一年，林昭以反革命罪判刑20年，1968年4月29日，改判死刑，同日执行枪决，时年 36 岁。 这篇14万字的文章全面表达了林昭的政治信仰。关于她的抗争目标，她写道： “只要生活中还有人被着奴役，则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样地不得自由！然则身受着暴政奴役切肤之痛再也不愿意作奴隶了的我们，是不是还要无视如此悲惨的教训而把自己斗争的目的贬低到只是企望去作另一种形式的奴隶主呢？” “我们所从事这场战斗之崇高的整体目的决定了我们不能泛泛地着眼于政权！——我们的战斗目的不应该更不可能单单是一个政权的转移问题！” “我们为的是使中国从此永远不要再有皇帝！" 关于抗争手段，虽然坚定战斗的信念，对于是否使用暴力，她的态度则是： “作为一个基督徒、一个奉着十字架作战的自由志士，在我看来：杀灭共产党并非反对以至清除共产党的最好方法”。 学者艾晓明特别对林昭信中的女性主义视角作了分析。林昭在信中不仅陈述了女犯与男犯不同的性别经验，对于性别与政治的关系也有正面论述。不仅如此，林昭特别提到自己的行动“大多源于直觉——感性，而非理性”。艾晓明指出，女性主义理论意识到重理性轻情感的父权制根源，并且父权制极权就是通过排斥感情将人变成满足其政治需要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她认为林昭所调度的感性资源其实正是反极权的能量。更多分析请参见<a href="https://aixiaomingstudio.blogspot.com/2013/12/blog-post_25.html">艾晓明的《林昭遗稿研究之一：提篮桥里的狂人日记》</a>。

至今在中国，始终有人试图否定1960年曾经发生大饥荒，其理由之一是：如果发生了大饥荒，为何看不到农民的抗争？的确，历史上一旦发生大饥荒，农民为了活命，会抢粮，骚乱，乃至爆发起义，但在1958-1962年间，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似乎看不到农民抗争的相关记载。但事实并非如此。本文搜集事实，以证明农民反抗的存在。

上世纪90年代，历史学者陈永发对中共建政之前长达二十年的鸦片经济做了基础性研究，并完成专著《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此后，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文章越来越多，新的资料陆续出现。中共延安政权的鸦片经济现象，也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