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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三十年
作者唐德刚是历史学家、传记文学家，擅长口述历史。后半生定居美国，先后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大学。在历史学方面，提出【历史三峡论】，将四千多年的中国社会制度变迁分为：“封建、帝制、民治”三大阶段。此书原名《毛泽东专政始末，1949~1976》，在大陆发行时改用《新中国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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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坎三日
2011年9月21日，广东省汕尾市乌坎村村民进行大规模上访游行，要求彻查土地问题。次日村内爆发警民冲突，原村委会解体，村民成立临时代表理事会。2011 年 12月9日，五位乌坎村民先后被警方拘留，其中包括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副会长薛锦波。两天后，薛锦波死于看守所，警方封锁了到达乌坎的道路和港口。2011年12月 19日，汕尾市书记郑雁雄有关乌坎事件的讲话传到乌坎。纪录片导演艾晓明当晚潜入村内，记录下乌坎村民的愤怒与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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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绳 –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发生在1960年代的中国大饥荒，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饥荒。从1958年至1962年期间，据不完全统计，中国饿死了三千六百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估计为四千万上下，饿死人数加上饥饿而少出生人数共计七千多万人，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所发生的灾荒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巨灾，也是人类当代史中最为惨痛的空前大悲剧。这是一场天灾还是由“人祸”造成的呢？官方对此有意掩盖，竭力淡化，禁止与此有关的公开讨论与表达。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亲身经历了父亲在大饥荒中的死亡，此后呕心沥血，穷数年之功，跑遍了当年灾难最严重的十几个省份，亲自查阅无数公开或秘藏的档案与记录，访问当事人，反覆查证，以史笔之心与新闻记者的良知，数易其稿，真实地再现了这段惨绝人寰的人间痛史，并以大量的事实和数据，条分缕析造成这场大饥馑的主因正是极权体制。这是一本承载了许许多多中国普通人的集体记忆之书，是为那三千六百多万受难者所立下的墓碑。
本书由香港天地图书出版。英文版《Tombstone: The Great Chinese Famine, 1958-1962 》由美国作家Stacy Mosher 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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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高华
高华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2011年因患肝癌在南京病逝，年仅57岁。高华教授生前着重研究中国现代史，是中共党史、毛泽东研究的专家，其多本著作在海外出版，《革命年代》一书是唯一一本在大陆出版的。他的代表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在香港出版后被认为是中共党史著作的经典，但很快成为禁书。胡杰导演通过这个纪录片，记录了高华生前的音容笑貌，表达人们对高华哀悼和纪念的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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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还说过什么——杜导正日记
《赵紫阳还说过什么——杜导正日记》一书，经近十年保密封存后，于2010年1月17日在香港以及台湾同时出版（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台湾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有限公司）。这本书首度公开了赵紫阳录音口述书稿中未发表的30多次谈话，涉及一些重大问题。该书精选了作者拍摄的40多幅珍贵的照片作为插图。全书分上、中、下三部分。记录了赵紫阳关于反腐败、新生官僚资本阶层、联邦制、以言治罪、媒体管理、政治体制改革、新左派思潮等议题的详尽表述。
购书链接：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458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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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花黄麦苗青：川西大饥荒记事
川西平原历来被称为天府之国，但却成为导致1959-1961年大饥荒的经济政策的焦点地区。四川省同样也是大跃进、大饥荒的重灾区，是全国饿死人数最多、死亡率最高的地区之一。
书名取自毛泽东时代一首脍炙人口的革命歌曲。1958年3月，中共在成都附近的金牛坝招待所举行中央工作会议（史称成都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曾视察附近郫县的红光社，有两首歌为了纪念这一历史时刻而写——一首是“红光社开红花”，另一首就是“麦苗青菜花黄”。
本书作者东夫（原名王东渝）出生于川西平原的温江。他的父亲是一名中共老干部，早先是地下党员，后来负责经济政策。东夫在四川大跃进期间度过青年时期，当过兵，亲眼目睹了大饥荒。文革期间，他参军入伍，在《成都军区战旗报》担任记者。
大学毕业后，他开始着手研究这部历史。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利用父亲的人脉关系，采访了很多认识他父亲而且信任他的退休官员。许多人后来都去世了，这使得本书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得益于他父亲和他本人与该地区的联系，为了写作本书，他还从当地历史档案中收集到大量材料。
本书于 2008 年大饥荒开始 50 周年之际由香港田园书屋出版（有些历史学家将大饥荒的时间定为 1958-1962 年，有些则定为 1959-1961 年）。与杨继绳的《墓碑》或冯客（Frank Dikötter）的《毛泽东的大饥荒》等关于大饥荒的宏观论述不同，东夫的著作不是一部学术性的宏观历史，而是对一个地区的饥荒进行个案研究，以此来揭示那个时代。通过聚焦成都周边的西部平原，作者证明了毛泽东的政策如何破坏了农业生活——即使这个地区是历史上的富饶之地，在正常时期是中国的粮仓。
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其写作风格。理论家胡平在 2009 年评论此书时指出(https://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shuwenpingjian/huping-05062009153055.html)，1979 年，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在中国出版，震动了中国的历史写作——这是一部书写生动的1932年至1972年间的美国历史，展示了历史书写可以是迷人的。胡平认为，东夫的作品颇有《光荣与梦想》的风格：在扎实研究的基础上，以全景式的、灵巧的笔法讲述了适合普通读者阅读的历史。东夫将高层斗争与普通人的观点以及社会和文化历史交织在一起，他从档案中挖掘出一些颇有说服力的细节，如人们向政府提出的申诉、他们为表达痛苦而创作的诙谐顺口溜以及民间习俗。大约同一时期，胡平也在这一地区长大，他写道：
“大跃进那几年，我正在成都上小学上初中，读东夫这本书的有关章节，感到异常亲切，许许多多当年的人和事都生动地浮现于眼前。 这种感受是我读其他写大跃进时期的书──不管是理论书、历史书，乃至文学书──都不曾有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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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新中国
作者辛灏年试图分析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现代史，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乃是专制制度的复辟，中华民国才代表了中国走向共和之路。本书上卷对中国国民党的历史进行辩护及澄清，认为国民党不是中共所称的“反动派”，下卷则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与历史展开批判。该书于1999年由美国蓝天出版社（Blue Sky Publishing House）首印，2012年6月由香港夏菲尔国际出版公司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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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为什么这样红
该片讲述谭作人和艾未未的故事。2009年7月，四川环保工作者谭作人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在成都一审开庭。北京艺术家艾未未应律师之邀出庭作证，开庭前一晚却遭警方骚扰并被控制在宾馆不能出庭。艾未未在警察进入房间之间打开了摄像机，得以记录下当时的情况。后来艾未未团队制作并发布了关于这一事件的纪录片《老妈蹄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采访了《老妈蹄花》的幕后人物，包括导演、摄影师、剪辑师，以及该片的观众，记录下当时公民和国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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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
本书于2004年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邢同义，曾任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酒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夹边沟农场是位于甘肃省酒泉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一个农场，距离酒泉市东北约30公里。1957年这里成为一个劳教农场，在1961年10月被取缔之前，这里曾关押三千多名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正值大饥荒时期，大多数在农场劳教的右派知识分子因饥饿以及超强负荷的劳动而死亡。这一事件被称为夹边沟事件。夹边沟也成为关押被迫害知识分子的集中营的象征。
作者邢同义出生于甘肃天水。他自述在年少时目睹一位姓郭的邻居被打成右派，并被送往夹边沟劳教，1961年传来这位邻居在夹边沟饿死的噩耗。他自己在天水市一中上学时，数学老师就是从夹边沟幸存的基督徒李景沆。邢同义后来长期担任甘肃广播电台的记者、副台长，并于1996年到酒泉工作。在那以后，他利用各种机会，深入到夹边沟以及周边的一些右派劳改农场，通过查阅大量史料，走访几十位曾经在夹边沟接受劳动改造的右派，或者是这些右派的子女，花八年时间，完成了这部反映右派遭遇的书。
与杨显惠用小说的笔法去描述夹边沟不同，邢同义的叙述以当事人访问以及一手历史资料的引用构成。据邢同义讲述，他参考的史料有夹边沟农场的《计划任务书》、《甘肃日报》1957年的反右报道等。除了访问夹边沟幸存者或他们的子女，他还找到了当时被劳教的2000多名右派当中，以抗拒劳教罪被酒泉县检察院起诉的40多名劳教者的资料。书发表之后，还有人陆续给他提供史料，比如死亡通知书、死难者的日记等。
当年夹边沟到底有多少名劳教分子？为了弄清这个问题，邢同义采访了数十人，查阅了近十份资料，还找到了当年夹边沟劳教农场的生产股长罗增福，当时唯一在世的农场管理干部。根据罗增福提供的资料，邢同义研究得出结论，当年夹边沟农场总共有2800名左右的劳教人员，其中右派分子2500名左右，这一数字被认为是比较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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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志永
中国人权活动家许志永博士，因为长期在中国倡导公民社会而两次入狱，2023年4月被中国政府判处有期徒刑14年。独立导演老虎庙在四年间跟踪拍摄许志永及其参与倡导的公民运动，拍摄从2009年许志永参与创办的公盟法律研究中心被查封开始，到2014年许志永第一次入狱结束。2014年4月23日，老虎庙在个人YouTube频道上发布了纪录片《许志永》，记录了许志永的公民抗争史以及公盟的重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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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谋——反右派运动始末
本书第一版出版于1991年，并曾于1993年和1995年两次修订再版，第三次修订版于2007年由香港的开放杂志社出版。书中全面收集了有关反右运动的资料，调查访问了大量反右运动的受害者及其亲友，完整记录了反右运动经过，并分析论述了反右运动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关于被划作“右派”的数目，中共当局的统计限于55万人,丁抒分析指出,在反右运动中，被扣上与”右派”相关各类帽子的人，大约有12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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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长江
1989 年 3 月，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长江长江》一书，当时正值北京爆发天安门学生抗议活动前。该书促进了这一民主思想的发酵，对三峡大坝决策过程中的技术官僚主义提出了质疑——三峡大坝最终将以防洪和发电的名义在长江上筑坝。该书由记者戴晴编辑，她是著名共产党革命烈士的女儿，后成为国家领导人叶剑英的养女。该书对三峡大坝的决策过程提出了质疑——众多科学家、记者和知识分子认为这一过程并不民主，没有考虑到来自不同角度的观点。
书面世之时，恰逢中国最大的政治会议两会在北京召开，戴晴等人努力将书送到两会代表手中。六四天安门事件后，戴晴作为天安门事件的组织者被抓，监禁于秦城监狱十个月。《长江长江》一书也被检举为“一本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书，是一本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书，是一本为动乱与暴乱制造舆论的书”本书随后即下架，部分印刷本被焚毁。《长江长江》也成为三峡决策过程中的第一本禁书。该书后来被翻译成英文，成为国际上了解三峡工程问题的一本重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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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权大事记 2020-2023
这是一份中国女权大事件的备忘录和索引表，梳理了2020-2023年中国女权领域的重要事件。该文档有两千多页，共搜集、选择、记录了122 个与女权相关的话题/事件。文档分为五章，包括“大众视野中的中国女权”、“从个案看中国女权”、 “法规报告中的中国女权”、“女权行动在中国”以及“特殊的三年——新冠疫情中的中国女权”。每个事件条目又分为两部分: “话题始末/事件进展”和“相关文章”。第一部分介绍事件或话题的前因后果，尽量通过原始材料，完整客观呈现该事件的整 体过程；第二部分收集了在公共媒体和自媒体上发布的对于该事件的报道和基于性别角度的评论文章。
该文档中涉及的话题/事件十分广泛，包括商业代孕、女性冠姓权、高校招生性别歧视、中国人口女与生育权、媒体中的厌女文化、米兔运动的进展和困境、反家暴等法律法规的分析、女权行动等等。
该文档的编辑小组在导言里说：“为记录书写中国女权的历史贡献力量，也就是这份不完美文档的小小意义所在——历史就是我们此刻正在行走的道路，我们已经走出很远，仍在寻找答案， 即使要穿过迷雾。” “希望这份文档不仅仅可以作为被使用的工具，也能提供给大家些许智慧和力量。”
文章
中国青年女权运动简史
自2012年起，中国社会涌现出了一批年轻的女权主义行动者，被称为“青年女权行动派”。这批行动者多采用行为艺术的方式在公共场合公开地表达性别平等诉求，会主动介入时事热点事件，吸引媒体关注，同时积极问责政府机构和企业，教育和联结大众，以推动性别平等议程。这些大众化的直接行动在中国紧缩的政治环境中开创出新的活动空间。
这篇文章详细梳理了2012-2019年这些行动者发起的倡导行动。这些行动涉及众多性别议题，包括但不限于反性侵害\性骚扰、反性别暴力、就业入学性别平等、反性别污名与刻板印象、反禁言与公权力压迫、婚姻自主、女同权益、反身体污名、公共空间性别平等。这些行动不仅提升了大众的性别平等意识，也实实在在地推动了很多性别平等立法和政策的出台。
2015年，五名青年女权行动者因计划在三八妇女节举行反公交车性骚扰的宣传而被捕并遭刑事拘留37天。此后，青年女权行动者几乎完全失去了街头的活动空间。但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女权行动并未消失，而是继续以各种方式开展和延续，包括创造性地使用社交媒体，以及组织跨国声援和行动。
作者在文章中说：“青年女权行动派不应该就此被公众淡忘，尤其是在近两年审查机制变本加厉的环境中，公民社会几近瓦解，民间发声极为困难，国内社交媒体虽然呈现出泛女权话语流行的现象，但女权主义却被严重去政治化，女权主义者也普遍遭受着边缘化和污名化的打击，她们的声音在封号和禁言中不断消失。因此，重新整理和再现青年女权行动派的事迹，并普及本土女权运动的相关知识显得尤为重要。要让更多人看到中国新一代女权主义者们的精神面貌和社会贡献，以及她们所推动的重要性别议题……”
文章中还有附有大量图片、视频和其他资源链接，为读者进一步阅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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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彩真相
20世纪中叶的四川大地主刘文彩晚年几乎耗尽家产兴办教育、修桥铺路，在当地是著名的“大善人”。但在1957年以后的“大跃进”运动以及文革中，他的形象被中共极左的意识形态宣传逐步“改造”，最终被塑造成“中国三千年恶霸地主”的总典型。
作为民国时期川南地区的巨大财富控制者，刘文彩早年确实曾依靠掠夺而积累了巨额财富，但他晚年将大部分资产投向公益。他出资并主持修建了成都至大邑的公路，推动万成堰水利工程而惠及数十万农民，并几乎耗尽家产创办文彩中学（今安仁中学），这所学校在当时堪称四川最好的民办学府。在当地民众的记忆里，刘文彩收的地租低于1949年后政府征收的公粮。他每遇年节必接济贫困户，而且经常公允地主持和调节民间纠纷，被人们称赞。但这些事实在极左的宣传中被彻底抹去，官方刻意编造的“水牢”、“收租院雕塑”等经过艺术夸张的仇恨教育素材，使刘文彩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地主恶霸”，与宣传中的黄世仁、南霸天、周扒皮并列。
1999年11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笑蜀所著的《刘文彩真相》一书，该书在大量的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澄清了加在刘文彩身上的众多不实之词，还原了刘文彩的真实形象。是一部突破意识形态禁锢，为真实的历史人物“平反”的一部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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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
《十年》是2015年12月上映的香港电影，由五出短篇电影单元合集而成，分别为郭臻导演的《浮瓜》、黄飞鹏导演的《冬蝉》、欧文杰导演的《方言》、周冠威导演的《自焚者》、伍嘉良导演的《本地蛋》，由廖启智、梁健平、周家怡、游学修、吴肇轩等领衔主演。
电影中五个短片，预示了香港未来十年会发生的情况，被誉为是香港未来的“预言书”。因为该电影因内容涉及香港人权、民主、言论自由受威胁的现况，中国政府全面封杀此片，下令中国大陆各大网路平台禁止直播、转播2016金马奖及香港电影金像奖实况。《十年》获得第3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奖。
期刊
女声
《女声》于1932年10月创刊于上海，刊名意指“妇女大众的呼声”。《女声》是一本半月刊，以女声社名义发行，由时任记者王伊蔚和中华妇女节制会会长刘王立明共同创立，办刊经费一部分来自妇女节制会，一部分由王伊蔚通过广告和亲自推销筹集。
《女声》在第一期发刊词中描述其使命为“为大众民族求解放，为大众妇女谋幸福”。刊物文章体裁包括时事短评、论著、文艺作品、读编探讨专栏，以及为读者提供信息和服务的读者信箱；内容涉猎广泛，包括很多关于妇女运动的理论文章，对妇女参政、婚姻、职业等问题的探讨，以及对劳动妇女情况和世界各地妇女生活的报导。虽然《女声》并不属于任何党派，但立场上认同社会主义、支持中共，认为民族解放是妇女解放的前提。
因主编王伊蔚与社长刘王立明发生理念分歧，1934年，《女声》杂志宣布独立，不再受中华妇女节制会资助。由于其左倾立场及其对国民党政策的尖锐批评，该杂志受到国民党当局的严酷审查和打压，被迫于1935年停刊。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女声》于同年11月复刊，转为月刊。复刊后除了发行杂志，《女声》编辑部还召开过“女子参政问题”“女子教育问题”“抗战夫人问题”“知识妇女问题出路”等几个专题座谈会。《女声》还再度与刘王立明合作，并且改变编辑方针，决定全部刊用妇女作者的作品。主编王伊蔚表示，为了保持独立，杂志没有接受任何政治资助，经费多来自募捐、义卖等。由于国民党的持续迫害，刘王立明被迫逃亡到香港。最终，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迫下，《女声》于1947年停刊。
《女声》杂志收录于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b><a href="https://mhdb.mh.sinica.edu.tw/magazine/web/index.php">“近代妇女期刊资料库”</a>，用户可免费注册使用</b>。该网站收录了《女声》1932-1935年的期刊全文，但1945年复刊后的大部分材料散失，只收录了3期。感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授权民间档案馆转载。
更多关于《女声》的信息请参见：<a href="http://sites.lsa.umich.edu/wangzheng/wp-content/uploads/sites/948/2024/11/%E7%8E%8B%E4%BC%8A%E8%94%9A-%E6%88%91%E4%B8%8E%E3%80%8A%E5%A5%B3%E5%A3%B0%E3%80%8B-1987.pdf">王伊蔚：《我与〈女声〉：向三八妇女节献礼》</a>（来源于密西根大学妇女与社会性别学及历史学荣休教授王政的个人网站）。
注：1942年抗战期间，在日方及汪政府资助下，另一本《女声》于上海创刊，与原《女声》杂志开本大小和编排方式相同，封面设计也十分类似。该杂志由日本左翼作家、女权主义者佐藤俊子（又名田村俊子、中文名左俊芝）主编，是上海沦陷区日伪政权统辖下出版的唯一妇女杂志，于1948年停刊。根据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涂晓华的研究，虽然该杂志长期以来被视为“汉奸”杂志，是日本的政治宣传工具，但由于佐藤俊子的国际主义立场，以及中共地下党员的参与，该杂志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传播左翼思想的平台。该杂志也收录于“近代妇女期刊资料库”。
期刊
妇女杂志
《妇女杂志》于1915年1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创刊，是一份面向女性发行的综合性大型杂志，每月发行，1932年因商务印书馆被日军炸毁而停刊。该杂志发行地区包括国内各大城市及海外的新加坡等地。在近代中国，无论从存续期间、发行区域、发行量，或是读者群和社会影响的角度来看，该杂志都是其他面向女性的刊物难以比拟的，《妇女杂志》一度成为宣传女权主义话语的有影响力的论坛。
该杂志刊行期间跨越五四、国民革命期等重要历史时期，读者可以从中看出政治环境和社会思潮如何影响该刊物的定位和风格。虽然是妇女杂志，但杂志主编和大部分文章的作者都是男性。 根据密西根大学妇女与社会性别学及历史学荣休教授王政的分析，《妇女杂志》创刊初期偏向保守，虽然提倡女子教育，目标确是要把妇女培养成贤妻良母。在新文化主义和五四学生运动的影响下，杂志被迫作出改革，开始刊登关于妇女解放的争论，也开始更多地呼吁妇女投稿，传播自由女权主义思想，支持全国各地的妇女运动。1923年，国民革命运动开始后，中共的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话语对自由女权主义构成挑战，杂志影响力式微。1925年9月，《妇女杂志》再次更换主编，将重心转向培养妇女艺术品味，杂志不再是一份前沿女权主义刊物。
尽管《妇女杂志》由男性主办，其中也存在男性对于妇女的鄙夷和歧视，但其指出和讨论了阻碍 妇女取得社会进步的诸多问题，例如教育、职业、经济独立、婚姻恋爱自由、新的性道德、家庭改革、解放奴婢、废除童养媳制度、废除娼妓、避孕节育等，对于妇女运动和各种思潮和观点也基本持开放态度，都予以刊登 ，对于妇女研究和中国近代史研究来说是珍贵的史料。
为了为学界提供更丰富的研究资料和更有效的研究工具，东京大学教授村田雄二郎于2000年与其他几位来自日本、台湾、中国和韩国有志于妇女史研究的同仁一起成立了《妇女杂志》研究会。研究会的两大目标是制作《妇女杂志》全十七卷总目录， 以及召集各地学者对《妇女杂志》进行综合性研究。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的协助下，该杂志被制作成线上资料库，存储于中研院近史所的近代史数位资料库网站，公众可直接访问。
资料库链接：https://mhdb.mh.sinica.edu.tw/fnzz/index.php。感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授权民间档案馆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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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展武汉新冠疫情视频记录
2020年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2月1日，张展从上海坐火车前往武汉。从那时起直到她于5月14日被上海警方跨省抓捕，张展一直在疫情前线持续通过视频记录武汉的情况。2月7日，她在YouTube上开通实名频道，发布第一个视频“关于言论自由权利的声张”，悼念李文亮，声援同样因为在武汉报道疫情而被带走的公民记者陈秋实和方斌。她在视频中说：“如果中国公民依然没有言论自由权利的话，那我们每个人都是李文亮。”这一天，张展收到上海国保电话，威胁她如继续在网上发声就将她隔离，但她并未屈服。截至她被抓，张展在<a href=”https://www.youtube.com/@%E5%BC%A0%E5%B1%95-y3p/featured”>她的YouTube频道</a>上共发布了122个视频。视频中，她在人人自危的疫情高峰期，奔走于武汉的各个角落，记录空无一人的街道、深夜殡仪馆焚烧炉的轰鸣、病人无处求医的绝望、社区封闭管理的蛮横以及当局防疫政策的混乱与虚伪。这些视频向世界展示了武汉在疫情爆发初期的真实图景，也是历史的珍贵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