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到1957年 ，在中共中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政策”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鸣大放”号召之下，中国的各界知识分子积极向党谏言，结果却被卷入“反右运动”，数十万人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他们的言论也被视作是“对党的恶毒进攻”。其中，约3000名“右派分子”被送到位于甘肃酒泉戈壁滩上的国营夹边沟农场，进行劳动教养。
被送到夹边沟农场的这些人，只是全国50多万右派分子中的一小部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没能活着离开夹边沟。酷刑般的劳动，加上规模空前的大饥荒，让夹边沟农场留下累累尸骨。那些死里逃生者，则终生背负着如深渊般黑暗的记忆。
2000年代初，得益于中国当时比较宽松的言论环境，一些夹边沟的幸存者开始发表回忆录和接受采访讲述自己的经历，希望以此警醒世人，让悲剧不再重演。同时，夹边沟的惨烈情况也吸引了一些记者、作家的注意。他们投入大量时间和资源，走访幸存者及遇难者家属，查阅资料，试图还原和重现这段历史。
《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一书即是这段时期的成果之一。作者邢同义历时数年写成此书，通过挖掘隐藏于时间夹缝中的碎片，为读者拼凑出一幅关于夹边沟的相对完整和可靠的历史图景。邢同义曾任酒泉地委副书记和酒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这层身份使他得以接触到一些关键史料和人物，也使得这本书在当事人口述的基础上，还补充了重要的历史背景和信息。例如，通过后来的夹边沟林场场长，作者获得了当年建立夹边沟劳改农场（后改为劳教农场）的《计划任务书》，读者从中可以看到，一个纸面上看似设想周全、合理的劳改农场，如何在现实中却成为死亡集中营。
夹边沟地理位置图。
邢同义还通过当年酒泉县检察院的检察官，了解到当时因“抗拒劳教”而被起诉的四十多名“右派分子”的情况，这是目前关于“反右运动”的作品较少触及的内容。邢认为，这些人是“不幸者中的最大不幸者”，他们大多是因饥饿而偷吃、盗窃或者发表“反动言论”而被起诉。这一个个不幸者的故事，让宏大历史中的模糊面孔变得真实而清晰，也揭示出政治运动的残酷与荒诞。例如，邢同义在书中详细讲述了“右派分子”马述麒的故事。当时农场一头黑骟骡因与其他牲畜抢食而被踢伤，经精心护理仍不治而死亡。因为黑骟骡是重要劳力，农场为此写了一份详细的说明材料，还向酒泉县人民检察院提请以破坏生产罪逮捕当时担任饲养组组长的马述麒，指其偷吃牲口饲料才导致牲畜打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大批因劳累和饥饿而死亡的右派分子，死后连一个坟头都没有，遑论像样的死亡报告。
《恍若隔世》中亲历者的讲述清晰揭示出，“反右”并非如官方所说，是一场不小心走过头的言论纠偏运动，而是当权者对于异议言论的蓄意打压；大饥荒也并非不可抗的自然灾害，而是极权制度下的一场人祸。书中不少受访者，包括作者自己，都将问题归结于共产党因犯了“左”的错误而将反右运动推向极端。但书中人物的经历表明，这些右派知识分子明明都是共产党的忠实拥护者。他们在中央号召下提出的建议，从反官僚、反特权，到警惕“党天下”，都恰恰是为了帮助党践行其掌权之初对全社会的承诺，结果却因言获罪。
通过这些个人讲述，我们可以看到，在1949年后政治运动频仍的中国，处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遭遇却如此相似，背后的极权逻辑也一以贯之。当社会中只有一种声音，当权者就可以垄断真相、“指鼠为鸭”, 只为讲好整齐划一的“中国故事”。近年的例证之一就是新冠疫情中的封控政策：民众在荒谬的封控之下艰难求生，官方却在另一边制造着举国体制战胜疫情的幻象，并将所有试图传播真相的人划为敌对者或境外势力。讽刺的是，反右运动中，有的人（例如书中的李景沆）是因为提意见不够积极而被打成右派，学校领导认为他“不说，却比说还要反动”。可见，在翻云覆雨的政治运动裹挟之下，人们连沉默的基本自由都被剥夺，就像2022年底不堪忍受而发起白纸抗议的人们，连举起一张白纸都成了罪过。
通过挖掘被埋葬的真相，邢同义让那些被官方长年屏蔽的、历史幕后的主角走到了前台，为无声者提供了发声的平台。如今，网络的存在让个人更容易分享自己的故事，但同时我们也面临更加严酷的言论审查和更具隐蔽性的政治宣传。即便如此，还是有无数为真相和自由而奔走的行动者，一次又一次冒着失去自由的代价，记录下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这些珍贵的记录，让不同时空的普通人得以看到对方，意识到自身境遇的系统性，也将不断为人们争取自由的抗争提供动力和指引。
本期推荐档案：
邢同义：《恍如隔世——回眸夹边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