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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之（1923年8月15日—2003年4月22日），社会学家、新闻工作者、国际问题专家。1941年至1945年，李先后就读于北京燕京大学经济系、圣约翰大学经济系和成都燕京大学，期间曾参加中国共产党秘密外围组织，毕业后担任过中学教员和杂志社编辑。1946年，李进入新华日报社，后任新华通讯社国际部编辑，194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李上任新华社国际部编辑组组长、副主任，负责《参考资料》和《参考消息》，1954年至1957年任周恩来外交秘书。反右运动和文革期间，李因提倡新闻自由和民主法治等而受到迫害。 文革结束获平反后，李于1973年回京工作，参加中共中央成立的国际问题写作小组，曾分别作为外交顾问和外交助理陪同邓小平和赵紫阳出访美国。1980年，李负责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筹建，1982-1988年任该所所长，1985年起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1989年民运后，李因支持学生受到处分，其主动辞职。李自此投身学术，研究自由主义，倡导民主法治。 2003年4月22日，李因病在北京逝世。

李逊（1948年—），文革研究学者，毕业于上海成人业余大学中文系。1979年至1992年，李曾先后在上海市总工会和上海市总工会工运研究所工作。李长期研究上海文革运动，1996年，台湾的时报文化出版社出版了她与肖关鸿合作的《大崩溃：上海工人造反派兴亡史》。她曾应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裴宜理邀请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访问学者，1997年与裴宜理合著英文专著《无产阶级的力量：“文革”中的上海》(Proletarian Power–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旅美十年后，李回国继续文革研究，收集、阅读和甄别大量史料，深入访谈120多人，并于2015年通过牛津出版社出版[《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https://shop.oupchina.com.hk/products/%E9%9D%A9%E5%91%BD%E9%80%A0%E5%8F%8D%E5%B9%B4%E4%BB%A3-%E4%B8%8A%E6%B5%B7%E6%96%87%E9%9D%A9%E9%81%8B%E5%8B%95%E5%8F%B2%E7%A8%BF-%E5%85%A9%E5%8D%B7%E6%9C%AC)一书，受到学界肯定。

李志绥（1919年12月30日—1995年2月13日），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出生于医生世家，其曾祖父李德立是满清同治年间的御医，父亲是国民党官员。李于1945年获医学博士，曾担任国民党军医、澳大利亚船医，1951年进入中南海警卫局医疗门诊部当医生。据其自述，李于1954-1976年担任毛泽东的贴身保健医生。1970-1979年，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〇五医院首任院长。1980年，李任中华医学会、中国老年学会副会长，以及《中华医学杂志》和《美国医学杂志》中文版主编。1988年，李移居美国。1994年，李根据对在当毛泽东私人医生期间写下的日记（文革期间为避免抄家，李家烧毁了这些日记）的回忆写作出版《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1995年2月13日，李因心脏病突发死于美国芝加哥郊外的家中。

廖亦武（1958年8月4日—），出生于四川省盐亭县，作家、诗人，现居柏林。 1989年民运期间，他于“六四”的头一天写下长诗《大屠杀》，后又和朋友筹划拍摄悼念“六四”受害者的诗歌电影《安魂》，因此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起诉，判刑4年。出狱后，廖亦武坚持写作，出版了《中国底层访谈录》和《地震疯人院：四川大地震纪事》等书。他的书籍在中国大陆屡遭封禁，他本人也一直被当局骚扰，多次被抄家、抓捕和限制出境。 2011年，廖亦武流亡德国，出版了多本著作，包括之前在国内无法出版的书以及出国之后新写的作品，包括讲述其狱中经历的《证词》、关于中国基督徒受迫害情况的《上帝是红色的》，以及关于新冠疫情的纪实兼虚构小说《武汉》。他曾获得多项海外人权与文学奖项，包括声望卓著的德国书业和平奖。

林昭原名彭令昭，作家、诗人。 1932年1月23日，林昭出生于江苏苏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47年，她进入教会学校苏州景海女子师范学校学习，并受洗成为基督徒。1948年，她在校期间秘密加入共产党，并开始以林昭作为笔名发表批评国民党的文章。不到一年，她因不服从组织安排而失去共产党籍。1949年毕业后，她不顾父母考大学的建议，不惜与家庭决裂，考入号称中共革命摇篮的苏南新闻专科学校，次年5月毕业后在苏南地区参加农村土改，努力希望再次被党组织接受，但她再也没能重新入党。 1952年，她被分配到《常州民报》工作，随后又在常州文联任职。1954年，林昭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学专业，加入北大诗社，后又成为校园刊物《红楼》编辑。在北大学习期间，她与共产主义决裂，重拾基督教信仰。 1957年，林昭因支持其他异见学生被打成右派受到处分。她在支持学生张元勋的长诗《这是什么歌》中写道： “真理的力量 决不在于 维护真理者 姿态的傲慢” 那段时间她还写有另一首240行的长诗《海鸥》，描绘海上一艘载满囚犯的船，这些囚犯的罪行是“把自由释成空气和食粮”： “自由!我的心叫道:自由! 充满它的是对于自由的想望...... 象濒于窒息的人呼求空气， 象即将渴死的人奔赴水浆。” 1960年大饥荒期间，在甘肃天水劳动的一群右派学生正在编辑批判当局政策的《星火》杂志（<a href="http://108.160.154.72/s/minjian-danganguan/item/1759#lg=1&slide=0">参见本站关于《星火》的条目</a>），他们被林昭这首诗所传达的信息所吸引，杂志创办人之一张春元（<a href="http://108.160.154.72/s/minjian-danganguan/item/106">参见本站关于张春元的条目</a>）专程去拜访林昭，征得其同意在杂志上发表《海鸥》和另一首长诗《普罗米修斯的一天》。《星火》当年即遭查封，包括林昭在内的相关人员被捕入狱。1962 年初，她被保外就医，但因继续坚持呼吁民主改革，于同年 12 月再次被捕入狱。1965年5月，林昭作为“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反革命集团主犯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 与许多政治犯一样，林经常遭受酷刑。最常见的是戴手铐，双手在背后被紧紧铐住，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无法进食、穿衣或如厕。像林这样被单独监禁的囚犯不得不跪着舔地上的食物。如果手铐太紧，还会导致肩颈损伤，以及手腕处皮肉腐烂。有时狱警还会殴打她和拔她的头发。 但只要当手铐被取下时，她就会坚持写作，记录她所经历的残酷迫害及对政治改革的呼吁。她用亲戚寄来的墨水和纸张写作，如果被剥夺了书写工具或问题紧迫，她会用削尖的牙刷刺破手指，把血收集在勺子里，再用竹片或茅草蘸血在小纸片或衣服上书写。林昭的文字铿锵有力，对批判对象毫不留情面。她在狱中写的最有名的一篇文章是写给《人民日报》的一封长达 137 页的信。她还曾用自己的鲜血在监狱的墙上画了一个祭坛，纪念她 1960 年被捕后自杀的父亲。后来，她又用自己的鲜血添上了香炉和鲜花的图案，每周日上午举行 “教堂礼拜”，唱她在卫理公会女校学到的赞美诗和做祷告。 林昭的专注源于她坚信自己的文字会经久不衰。1967 年，她在寄给母亲的一沓3万字的血书中说，这些书信来日将在她的个人文集中专成一辑。这些书信一封也没有寄到她母亲手中，更不用说《人民日报》了。但狱警并没有销毁这些文字，而是将其作为林昭这一国家公敌的罪证收集保存了起来。 1966年文革开始，林昭被列为应该处决的反革命分子。她被戴上 “孙悟空帽”，因此无法出声。“孙悟空帽”是一个橡胶头套，只露眼睛和鼻子，只有在吃饭时才能取下。 1968年4月29日被改判死刑，当天执行枪决，年仅36岁。根据随后的报道，她的父母被要求支付射杀她的5分钱子弹费用。 1979 年，北京大学正式对林昭的右派身份予以改正。因为她曾经是记者，新华社为她举办了追悼会。1980 年，她正式获得平反。 1982 年，当年负责林昭档案的法官决定将她的大部分文字交还给她的家人，包括用绿线装订和编号的手稿、四个写满日记的笔记本，以及林昭自己用墨水誊抄的血书副本，但不包括正式的法庭文件。法官说，林昭的诗歌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他认为其家人应该得以收藏保存这些文字。 2000年代初，林昭的生前好友编辑整理了她的文章。他们给血书拍照、编辑成PDF发布到网上，获得广泛传播。最早发现这些血书的人是林昭在苏州卫理公会学校的校友、天安门母亲丁子霖。丁子霖认为，杀死他儿子的制度，正是当年杀死林昭的制度。她曾说，林昭的故事“对我来说，这是灵魂的一种救赎”。 20 世纪 80 年代，林昭的家人和支持者寻得她的骨灰，将其安葬在她家乡苏州城东的灵岩山上。前往她的墓地拜访纪念的人权行动者络绎不绝。每年的 4 月 29 日，林昭忌日当天，这里都会被封锁，其余时间则被严密监控。 林昭的故事对后世的很多中国独立思考者产生深远影响。受她的故事启发，纪录片导演胡杰（<a href="http://108.160.154.72/s/minjian-danganguan/item/58">参见本站关于胡杰的条目</a>）于 2004 年拍摄了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通过采访她的朋友和家人，讲述她的故事。通过胡杰，刘晓波得知林昭的经历，并对她大加赞赏。维权律师许志永也称她为 “殉道的圣徒，灵魂迷狂的先知诗人，自由中华的普罗米修斯”。对于学者崔卫平来说，林昭的经历表明，寻求一个更自由、更人道的中国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这是共产党掌权以来中国人一直为之奋斗的目标。在半个世纪后读到林昭的文，她宣布：“我们有了自己的（思想者）谱系”。 以上林昭生平详情来自张彦（Ian Johnson）的《星火：中国的地下历史学家和他们为未来的斗争》（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社，2024 年）和连曦的《血书：林昭的信仰、抗争与殉道之旅》（台湾商务出版社，2021 年）。

刘军宁（1961年11月—），安徽舒城人，政治学者。刘于1993年获得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研究员、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2002年，刘因在北京大学演讲中宣扬自由主义思想遭到举报，被社科院开除，后任文化部下属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刘是自由主义学者，曾签署《零八宪章》，著有《共和·民主·宪政：自由主义思想研究》《保守主义》《民主教程》等书。

刘文忠（1947—），上海人。刘父为民国时期士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被打为历史反革命。1957年，刘兄刘文辉也因在整风运动中举报其厂长而被打为右派。1966年文革爆发，刘文辉针对《人民日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写下一万字的《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号召人民起来抵制文革，后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他被认为是文革中最早被公开处决的政治犯。刘文忠因为帮助抄写文章也作为同案犯被捕，在看守所关押两年四个月，后又因要为哥哥报仇等言论，以及在看守所参加读书会被判处七年徒刑。刑满释放后，因仍戴着“反革命”帽子，被送到劳改农场劳动，直到1979年2月获平反回到上海。 1980年代刘文忠开始创业成为商人。据记者江雪记录，2003年6月，刘文忠第一次读《古拉格群岛》。当读到该书的开篇语“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起一切，没有猜到一切”，刘文忠决定不再做生意，而是完成哥哥的遗愿，思考哥哥的问题：社会主义在这个世界上会长出什么样的果子来。为此，他游历了108个国家，其中40多个是实行或实行过社会主义的国家，包括朝鲜、古巴、前苏联解体后的各国等。通过考察当地的社会制度，写成《新海国图志》以及百国游记《反思吧，中国》。刘文忠还专门为哥哥刘文辉写了《反文革第一人及其同案犯》一书。

刘晓波（1955年12月28日—2017年7月13日），作家、文学评论家、人权活动家，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刘晓波系吉林省长春人。1974年高中毕业后，刘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被送到吉林省农安县一公社插队当农民，1976年被长春市建筑公司招为抹灰工人。1977年，刘考取吉林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获得中文硕士和文学博士学位，并被聘为该系讲师。刘从攻读硕士时起就开始发表文学、美学和政论文章，出版过《选择的批判──与思想领袖李泽厚对话》《中国当代政治与中国知识分子》《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等多部著作。 八九民运期间，刘参与了广场抗议的宣传、撰稿、讲演、募捐等活动，并通过参与绝食获取学生信任，得以于6月4日清晨与包围天安门广场的戒严部队谈判后说服学生撤离。刘后被捕，并被官方媒体指控为操纵学运的“黑手”之一，同年被开除公职。1991年1月，刘被判犯有“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但因说服学生撤离广场而免予刑事处分。 此后，刘晓波作为自由撰稿人在北京从事写作，并继续参与人权活动，因此受到劳动教养等处罚。2008年底，刘参与起草并发起连署《零八宪章》，次年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捕，并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 2010年，身在狱中的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成为第一位获得该奖的中国公民。2017年6月，刘因确诊肝癌晚期而获批保外就医。7月13日，医院宣布刘病情恶化，经抢救无效逝世。

刘元辰（1987年—），导演、编剧。刘是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9届毕业生，后赴美国纽约大学新闻学院学习新闻纪录片，2011年取得硕士学位。随后，他在纽约和两名同学合伙成立电影制作公司，任制片人和摄影指导。他在纽约大学的毕业作品电影《煤路》是关于川东三个煤矿工人家庭的故事。

流沙河（1931年11月11日—2019年11月23日），本名余勋坦，诗人、作家、学者。流沙河出生于地主家庭，父亲曾是国民政府基层干部，后在土改运动中被杀。流沙河从高中起就志在写作，并在成都报纸上发表过诗歌杂文。1949年，他以第一名成绩考入四川大学农业化学系，几个月后就离校到党报《川西农民报》当编辑。1952年，流沙河调入四川省文联任创作员。 1957年，为响应毛泽东的百花齐放政策，流沙河参与创办诗刊《星星》，并发表了一组散文诗《草木篇》。这些诗歌在反右运动中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受到毛泽东点名批评，流沙河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公职，在单位内监督劳动，与《星星》和《草木篇》有关的很多其他人士也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文革开始后，流沙河被下放到金堂老家的锯木厂工作，期间被抄家12次。 文革结束平反后，流沙河调回四川省文联任《星星》编辑并复出写作，出版了多部作品。 2019年11月23日，流沙河因喉癌逝世。